中國也需要一場科學慈善運動
2019-05-07來源:沃啟基金會微信公眾號
       今天我們為何倡導科學公益?

       這個問題已經成為處于十字路口的中國公益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2019年,沃啟基金會在三一基金會資助下,啟動了“中國公益實踐中變革理論與實證方法論運用案例研究”項目,試圖對上述問題進行回應。為此,沃啟基金會公眾號推出“科學公益”系列,邀請發展工作者周鵬博士撰文,對科學公益的相關問題進行介紹與解讀。

       今天我們推出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周鵬將從國際和國內公益的背景和現況出發,對科學公益的發展脈絡與概念框架進行條分縷析,為我們開啟科學公益之旅。歡迎讀者反饋與討論。

       中國也需要一場科學慈善運動

       對于慈善的傳統認識是,一種向有需要的社會成員直接提供援助的捐贈行為(Bremner,1994)。這種理念在基督教文化浸潤的中世紀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十九世紀末被西方興起的“科學慈善運動”打破。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這場運動與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有很大關系,大量工人失業,城鎮化發展使農業人口涌入城市,社會結構發生劇烈變化,技術的進步雖然催生出超級富豪,但是赤貧人口也愈來愈多,貧富差距劇增導致社會問題日益劇增。在這種大背景下,直接援助的傳統慈善引發了大量的反思和批評,“慈善應該更加專業和科學地應對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成為科學慈善運動的核心思想,慈善逐漸趨向組織化,專業化和制度化(金錦萍,2009)。這一時期,具有開拓性理念的基金會、公益組織、研究機構被陸續創建,現代化的管理制度也開始被應用到組織中,各種理論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被系統性地引入公益實踐中,這一系列的變革開啟了現代公益慈善的大門。

       中國當代公益起始的標志性事件是1981年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的成立,官方背景的慈善基金會逐漸興起。1980年代中期,國際基金會開始進入中國大陸開展工作,他們將全新的公益知識和經驗帶到中國,1995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催生出大量接受國際經驗熏陶的本土公益組織,2008的汶川地震后又是中國公益的一個里程碑,公眾參與的熱情高漲,本土組織大量創建和發展,而后隨著互聯網的極速發展,基于技術和創新理念的公益組織回應社會問題的方式也更具多樣性。


       如果我們稍作對比,就會發現,中國當代公益發展的改革開放社會背景帶來的社會變革與西方的工業化時代有些相似,經濟迅速發展,大量農業人口涌入城市,貧富差距逐漸增大,社會問題也日益增多。在這種背景下,越來越的人已經意識到,直接捐贈的傳統慈善方式遠遠不能滿足解決社會問題的需求,就在業界開始反思并尋找答案之時,郭美美事件直接將公益行業的信譽度拉到谷底,隨后嚴格的法律監管和公眾監督成為了懸在公益組織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大多數組織將財務公開和透明這種常規性工作置于最高優先級而壓制甚至忽略了公益有效性這一最重要的組織目標,這并不是否認財務透明的重要性,法律的制定和公眾的監督本身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是如果公益項目的結果是低效甚至無效的,而這種現象還無法得到行業本身的重視時,那么公益將進一步失去公眾的信任,失去利益相關方的合作與支持,其作為第三部門存在的價值就會引起更深層的質疑。

       目前,公益行業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國際發展背景下,包括參與式在內的、由西方引入的公益價值和方法論、工具呈式微之勢,本土公益的發展也日漸碎片化,各種資源的大量涌入,并未帶來系統的公益價值和話語的有效建構。公益部門與其他部門的溝通、對話也十分匱乏。公益價值重構與實踐經驗、范式的整理和歸納,以及相關的知識生產與知識傳播與分享,成為行業建設的重要課題。其中,公益的有效性成為公益行業亟待回答的問題。

       公益行業究竟取得了什么實質性成果?為什么會取得這些成果?這些成果對解決某個社會問題到底產生了什么作用?越來越多的呼聲出現,希望更多地了解和回答這些問題。

       一百多年前的科學慈善運動帶給我們非常大的啟發:目前的中國公益,只有以科學的理念,方法和工具分析,厘清公益行動與公益目標之間的因果鏈關系,反思和實際解決社會問題,才能真正提升公益效能,才能凸顯出公益在社會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此,中國也需要一場科學慈善運動。

       科學公益需要以理性為基礎

       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平克在其最新的著作《當下的啟蒙》中,以近乎憤怒的筆觸強調了理性的重要性,他對社會中充斥沒有科學依據支撐的觀點和結論深惡痛絕,認為這是人類社會的無知和荒謬。“理性是不容商榷的”,“只有用理性的標準才能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而所謂科學,就是“對理性的加工提煉,并以此去解釋世界”,“而不是依賴空穴之風,虛幻之源,諸如信仰,教條,權威,感覺等”。

       無容置疑,科學公益也需建立在理性價值基礎之上,有太多失敗的公益案例可以說明,不科學的公益通常都是以感性的認知作為理解社會問題的起點并隨之開展的。公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通常會直面困境中的人們。作為人,在面對不公和苦難時,都會自然地涌起慈悲和同情,這恰好是值得贊美的慈善事業的本源和動力。但如果要真正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就需要更加理性地分析、評估和探尋社會問題的真正原因,提出真問題,設計出邏輯自洽的干預的模式和途徑,科學地進行評估,從經驗或失敗中反思和學習,這一切無不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只有將理性價值貫穿于公益項目的每個環節,科學公益這一理念才能夠真正開始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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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公益需要應用科學方法

       在平克教授的著作中,他用75組數據精確描繪了世界的現狀,并認為數據可以幫助人們糾正新聞報道和不科學的結論帶來的整體認知偏差,從而對社會問題做出更加全面合理的評估和分析,進而為我們制定清晰的行動路線。“有多少人在遭受暴力的侵害,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幾?有多少人在生病,多少人在挨餓?有多少人生活在貧困中,多少人面臨壓迫?有多少人是文盲,多少人在遭受不幸?這些數字是上升還是下降?” 他強調數據的大公無私和誠實,并認為“定量的科學方法可以幫助人們找到苦難的根源,從而知道哪種方法最有可能減少苦難。”

       平克教授的觀點代表了對定量科學方法的一種主流理解和接納。主流觀點認為,科學方法必須要進行邏輯推理,演繹計算,要進行實驗的驗證或者觀測的驗證,分析和解決問題的過程要邏輯化、定量化、實證化,只要不滿足這些條件的,統統都不能稱為科學方法。

       這種純粹量化的方法隨著科學的發展也引起廣泛質疑,這種質疑主要是來自社會科學家對自己工作的反思和批判,因為社會科學早期受到自然科學的影響,十分重視發展量化和標準化的方法。但他們逐漸發現,自身的研究成果缺乏實用關聯性,無法被應用于日常生活的情境中 ,社會科學通常為了保證方法上的標準而遠離了日常生活中的問題(Flick,2011) 。在這種背景下,更加注重參與者的視角和多維性的質性研究方法得到迅速發展, 這種方法更多通過訪談,觀察,參與來收據數據,這些數據通常是案例,故事和觀察筆記等等,進一步對非量化數據進行分析后,得出結論和觀點。

       不論是定量還是定性方法,就像平克教授所說,“改善世界需要深層次地理解和探索因果關系”,這是將道德直覺和科學思維進行區分的唯一方式。

       過往的公益研究者和實踐者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大量可以參考的實踐案例來學習不同的科學方法。例如科學家通過隨機控制實驗方法讓我們了解到,某一地區青少年如果有一副眼鏡看清黑板就可以使學習成績得以提升,輟學率也會下降;一個安裝在農村中小學宿舍的故事播放器,就可以有效提升小孩子睡眠質量,也會緩解抑郁的上升趨勢;在非洲,只需一頂窮人可以負擔的起費用的特制蚊帳,就可以使瘧疾致死率大幅下降。公益領域中自成體系、發展迅速的社會工作,則完全是在西方科學慈善運動中催生出的一個學科,其包含了大量的定量和質性方法供實踐者使用。1980年代中期流行于中國公益領域的參與式發展方法,雖然不強調模式化和簡約化,但其是在邏輯和因果鏈的框架下揭示具體事件的豐富細節,突出人和情境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特點,在公益實踐領域也得以廣泛應用。隨后,互聯網的興起帶來了更多基于技術和社會創新的新方法,也越來越受到實踐領域的歡迎。

       隨著科學的發展,困擾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型研究也有了迅速進步,起源于醫學領域的循證方法(Evidenced Based Approach) 近些年也開始引入公益領域,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結合起來,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實踐領域中可以運用的數據和結論,為實踐工作者們提供科學依據。

       總體上來講,科學方法包含了定量和質性兩種主流的方法, 雖然兩種方法間的爭論至今還在繼續,但是對公益從業者而言,學術界關于方法本身的爭議并不是我們關注的范疇,而需有意識地學習和應用科學方法來提升公益效能。我們需要在實踐中反思和追問:當我們執行一個項目時,在什么情境下面對什么人群時,適用于定量或質性方法。兩種方法都可以用來描述狀況,只不過定量方法適合于展示整體的一般性特質,而質性則擅長揭示具體的豐富細節,兩類描述各有特色,完全可以相互補充(Jorgensen ,2015)。

       對于科學方法在公益實踐的應用,還有一點需要重視的是,定量方法絕不是簡單的收集和對比數據,質性方法也不是僅僅簡單地收集故事,它們都有一套嚴格的科學步驟和邏輯來進行建模,并都有被科學認可的數據分析流程和證據標準,這就意味對科學方法的應用也需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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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公益需要運用科學的工具

       工具的應用看上去是目前公益領域最為廣泛接受的一種科學方式,因為工具是已經被設計好的,也是拿來就可以直接使用的,不論在循證方法、社會工作,還是參與式發展或社會創新,這些領域都有大量的已經被廣泛接納的量表、問卷、流程和框架,它們的確對我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也使公益過程更加科學化,但是公益項目面對的社會問題不是單一現象,需在一個關聯性的系統中進行綜合性考量,因此也就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衡量標準和框架等著公益項目去套用,我們選擇工具的使用時要考慮其適用性和關聯性,并能夠在原始工具的基礎上根據現實需求來發展出更加適用于我們自身項目的工具,這就是一個知識生產的過程。

       需要注意的是,僅僅應用工具并不能觸及科學公益的本質,但是從應用工具開始科學公益的起步,無疑是一種值得推廣的路徑,因為只有在工具使用的過程中,我們才能體會科學的嚴謹和公正,才能理解科學帶給公益的意義,才能激發我們進一步探索科學公益的方法和理念,最終將科學公益變成一種指引我們實踐工作的終極價值。

       以變革理論開啟科學公益的行動道路

       公益不會止于學說和觀點,公益需要更強有力的實踐和探索精神。因此我們需要對上述的分析和觀點制定一個行動路線。變革理論無疑是處在這一路線起點的最佳科學實踐方法。

       顧名思義,變革理論是致力于揭示社會為何和為什么發生變化的過程的理論,對社會變革的理解和認知是有意或無意的,但是每個人、每個組織一定都會持有一個顯化或隱藏的變革理論,它通常都會建立在個人的信念、假設,對社會的認知以及自身局限之上。你可以說它是一個理論,也可以說它是一種理念、方法,或是工具。

       之所以說變革理論在科學公益中是一個最佳的起點,是因為這一理論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公益組織作為推動社會發展和變革的參與者,這一理論既可以幫助公益組織構建理性和科學的價值基礎,也可以指導組織的戰略方向,形成環環相扣、邏輯鮮明、互為因果的變革路徑。

       還有一點極為珍貴的是,變革理論并不僅僅是一種抽象和復雜的理論表述,其邏輯清晰的工具化特點完全可以被及時和有效地應用到公益項目所有的實踐環節中。

       它指導人們在每踏出一步時,如何科學分析和解讀社會現實,如何審視我們的假設是否合理,如何分析我們需要運用的方法、工具,如何設計最佳的指標來進行評估,如何確保完整精確地回答出“為什么”后,才能跨出下一步。

       變革理論是一個向后映射的因果鏈條,其遵循“因總是出在果之前”的原則。通俗的說法是,你要回應社會問題,總是會有一個長遠的愿景和目標,這可以看作是一個終極目標。在結果出現之前,總是有各種不同的原因在影響和促進這個最終結果的發生,這些原因就是公益項目里不同層級的中、短期目標。在這個映射鏈條上,能夠為你的項目、活動、任務找到存在的緣由和合適的位置。這個映射圖或許會很復雜,或許也會很簡單,它取決于你致力于解決的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和參與社會問題解決的決心和資源。對于大多數公益組織來講,它們的變革理論起初時只包含一個單一發展的映射鏈,但是隨著項目的發展,這個映射圖中會逐漸增加新的項目或活動,這些項目或活動都在為你實現目標而服務。

       不論對于組織還是個人,變革理論就是一個不斷自我發問的線路圖,指引我們在抵達終點的道路上質疑、研究、探索、決策并行動,使我們能夠見證和體會科學和理性如何取代本能、教條和權威,將天花亂墜欺世盜名的假公益和真正能夠提升人們生活福祉的公益項目區分開來,構建出更加理性的社會話語,這樣才能使公益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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